世事繁多，而法律條文有限。再怎麼周詳的立法，都無法將
所有的事務，鉅細靡遺地具體寫入抽象的條文規範。何況從立法
到事件發生，不免還有諸多時間推移所造成的改變。更別說個案
之間，各種林林總總的情況差異了。這是成文法先天上的困難。
因此，法律就某些事務，也僅能作概括性的規定，而不得不
容許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存在，讓實務來填充補足。縱使刑事涉及
人權，特別講求罪刑法定，也還有空白刑法的規範。即令對條文
的解釋，一樣免不了諸如類似：如何始構成猥褻罪的定義課題。
民事更是如此，以同類物品買賣為例來說，現在高鐵、空運
乃至Email發達，相對於以往的交通狀況，其催告所需的“相當
期間”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而科技日新月異，也改變了“即時檢
查”所需的實際時間。民法債編規定，要適用於各式各樣的買賣
，無法逐一就實際期間規範，只能抽象規定，讓諸個案去判斷。
買賣雙方本於誠信履約，固然不成問題。如果糾紛發生在工
商業比較單純時，對於其期間是否相當，有沒有即時反應，還不
難認定。尤其威權時代，社會心態上，普遍認為法院說了就算。
但是現在要說服雙方，總得拿出一個比較客觀的具體衡量標準。
偏偏職業法官的社會歷練有限，而現代工商資訊又煩雜，難
免會出現一些背離社會經驗及國民法律感情的判決。因為這些判
決與現代社會生活嚴重脫節，猶如活在遙遠的古代，而被謔稱為
恐龍判決。不僅遭到輿論質疑，還三番兩次引起群眾遊行抗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久而久之，司法威信必將隨同隕落。
如果讓其演變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情境，恐怕不是世紀
之初，響應全球掀起的司法改革，所能善後，而是非得激起革命
了。君不見當憲法不足以保護總理時，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殷鑑？
心所謂危，不能不為言。所幸先進賢能早已洞悉利害。除判
例早已有不能違背經驗法則的闡釋外，近二十年來，判決實務及
大法官會議解釋，更直接引進日文“社會通念”的新名詞概念。
最近針對跟追採訪的解釋，即提到倘依“社會通念”認非不
能容忍者，即具正當理由。只是甚麼是“社會通念”還是一個有
待實務判例來補充說明的不確定法律概念，恐怕暫時眾說紛紜。
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在人。不管法律及其概念如何跟上普
世精神。判決結果是否符合現代社會，才是社會要求的重點。而
我生也有涯，知識學海卻無涯。要求封閉的司法體系，去追逐並
闡示“社會通念”雖然並非緣木求魚，但是也未免強人所難了。
當法源先進地區已經先後實施陪審團、專家參審或人民陪審
員，東亞僅剩北韓與台灣的司法，尚未展現人民主權之際，期待
有司效法當年放棄獨創的委任直選躍進到直選之例，勇於放棄獨
創所謂觀審，而實施陪審或參審。讓“社會通念”不再恐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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